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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顾强:从极限通勤看都市圈规划与发展

发布时间:2019/01/22

  1月18日电 今天,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麦肯锡“城市中国计划”、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18城市发展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主题,聚焦都市圈、未来城市两大热点,阐述各自立场、分享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共同助力中国城镇化发展。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作“从通勤角度看都市圈规划与发展”主题报告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作“从通勤角度看都市圈规划与发展”主题报告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史育龙,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何桂立,城市中国计划联席主席、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华强森致欢迎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陆大道院士、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等围绕“培育形成中国的大都市圈”发展作主题报告。

  顾强在题为“从通勤角度看都市圈规划与发展”的主题报告中表示,舟车劳顿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从定义上,上班人群中距离最远的10%称为极限通勤人群。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大数据分析显示,北京的极限通勤直线距离平均为31.4公里,实际则达到45公里,已经超过了马拉松的距离,极限通勤平均耗费时间72分钟。类似问题普遍存在于中国的大城市。

  与此同时,极限通勤还呈现出显著的跨区域特征。以北京为例,有36万人工作在北京,居住在燕郊、固安等环京地区;有11万人居住在北京,工作在环京。在广州,有超过55万人工作在广州,居住在环穗,超过53万居住在广州工作在环穗。

  他认为,大城市出现极限通勤现象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各种交通方式不衔接,轨道交通尤其是市郊铁路发展衔接不顺畅。作为连接城市核与外圈层节点性城市的发展轴线,市郊铁路不畅是当前我国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一大障碍。第二是新城新区产城不融合,多级城镇体系尚不健全。日本东京都市圈周边5万-20万人口的城市有84个,100万-300万人口的城市有2个,还有一个300万-500万人口的城市。而我国城镇体系是摊大饼式蔓延。第三是跨域协调机制缺失,都市圈尚未纳入整体规划。都市圈外圈层行政区归属与功能区归属不一致,导致公共服务配给不足、交通协调不畅。比如在跨区域的地铁运营补贴等制度方面存在障碍。

  顾强建议,通过加强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四个方面的一体化来缓解极限通勤窘境。从空间规划一体化方面,规划体系中要把微中心和产业新城的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未来应该按照都市圈维度探索新规划编制机制。从基础设施一体化方面,要打造一体高效的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这对于解决极限通勤问题具有基础性作用,而目前国内跨行政区的地铁只有上海到花桥一条。从公共服务一体化方面,国内都市圈跨行政区的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社会服务资源很多不能通用。比如,昆山有台湾办的医院,可以用台湾医保,但北京的医保在廊坊还是不能用。从产业一体化发展方面,要以推动资本市场一体化为重要抓手,按照价值链中心辐射状分布,提升中心区域辐射能力,强化产业链协作。

  他最后指出,采用SOD和TOD模式是未来解决都市圈空间和效率合理化的有效路径。以公共服务导入的SOD模式,通过完善大型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为物质生产流通等创造条件,提升新区功能,导入人口,带动城市整体发展;以交通先行的TOD模式,在轨道交通站点周围进行适度强度的土地开发并提高混合用地的比例,把交通和未来的城市空间紧密地联合,形成高效整合的一体化社区。

  本次论坛上,来自麦肯锡咨询、国开金融、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总体组、中规院—阿里巴巴未来城市实验室、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华为等机构的城镇化专家还就“未来城市”发展议题展开主题演讲和研讨。